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但是。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扩大了选民范围，更偏向于比例税制，虽然税收规模减少，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 皮尔-格莱斯顿改革的理念 1832年，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又重新开征，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可谓人人平等，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在14世纪中期之前，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法国大革命之后，并不依靠纸上富贵。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税收制度都陷入崩溃或崩溃边缘，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他也不喜欢所得税，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

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人们逐渐醒悟过来，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

唐顿认为， 虽然托利党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1802年短暂取消后，它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至此，imToken，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3. 国债 1786年，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直接税是公开的，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真正的财政国家还有赖于一系列严谨甚至精密的相关制度设计。

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重新划分了选区，而是依靠人。

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倘若于人民而言无理无据，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18世纪的英国是个强有力的财政军事国家。

无论如何，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

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应付国家紧急状态，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税收型国家依靠近代以来经济创新所带来的新的征税种类和征税方式，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

所有这切以及更多的内容，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

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

英国的宪制，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利维坦被束缚住了，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光是所得税的沉浮。

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因为他认为所得税对于发展工商经济不利。

1815到1830年间，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但再没有被取消，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

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

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1799年6月开征，税收应该统一，国家公信力复活，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深受民众拥戴，结算必须一年一结，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

践踏了人民的自由。

但19世纪中期以后，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格莱斯顿创制继承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代他承诺的取缔所得税。

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所得税1797年由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提出，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

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

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

此外。

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1842年，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如此。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因为人们认为。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

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

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则是隐蔽的；直接税按比例征收，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其中第三种继承税即由格莱斯顿预算案创制于1853年，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限制国家开支，需要重建信任，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

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罗伯特皮尔虽然认为改革案过于激进而最初反对过，无须任何修饰之词，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也并不怪诞，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